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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闹城》史记|清华美院教授苏丹谈图像、工业遗产和设计
2020.07.09

近日,九游娱乐网页版登录入口,九游娱乐(中国)教授苏丹的新著《闹城》付梓。在书中,作者以重工业城市太原为背景,记录了其在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生活经历,将个人成长、家庭发展和社会变迁融为一体,具有深刻的文学性和重要历史档案价值。《闹城》获得贾樟柯、朱大可、杨澜、余世存等人力荐。贾璋柯说:“太原道上的苏丹先生,为我们证明了触键写作的流畅快感,互动交流的写作延伸。这是一次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写作试验,也是一次行为艺术。苏丹赋予芯片情感,在虚拟世界里重建了故乡。”

苏丹,1967年生于山西,九游娱乐网页版登录入口,九游娱乐(中国)教授,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。主要从事当代设计教育转型研究、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。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,代表作有《1001页:苏丹艺术与设计微言集》《迷途知返——中国环艺发展史掠影》《工艺美术下的设计蛋》等。

趁此契机,我们采访了苏丹教授,与我们聊聊他的新书,以及那时候的工业图景和现代设计。

▲《闹城》

▲ 苏丹与新书《闹城》

文本和图像的叙事与批判

Q: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学者,这次以文学的形式与读者交流,需要注意些什么?

我过去写过不少艺术评论和设计评论,这次需要做些调整。过去注重论理,现在注重说事。文学要生动,不生动不行,因此会增加对场景、人物的细节刻画。有人说文学更高级,它要经过转译。写作时,作者要把生活中鲜活细碎的场景概括成文字。阅读时,读者又需要将文字还原成场景。这都是需要功力的。

其次,这次尝试也充满挑战性。因为面对的读者群体要开阔很多。过去讨论艺术和设计问题,主要面向从业者,比较容易引发阅读和关注。但是,文学可不一定,文学写不好就没人看。对我而言,这是有挑战的,也是一种全新的状态,仿佛获得了新生。

Q:长期的视觉艺术训练,对您文章和文字产生了什么影响?

十年前我写过一个杂文集《意见与建议》,里面收录了很多关于设计的故事。当时有人说我的文章画面感比较强。在旅行和工作中,我常常处在一个比较兴奋的观察的状态。对陌生的环境、事物和人,常常保有敏感和好奇心。比如我会琢磨和想象一个陌生人可能是干什么的;看到一群人会琢磨他们之间的关系;空间背后是不是还藏着什么;在我看到的空间的背后,人们是如何生存的……

在一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,有人问陈丹青老师,为什么他经常在文章中刻画人物。他说这是他画肖像养成的一种习惯:从人的形象入手,尝试表现形象背后的东西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的身份、环境养成的一种职业习惯。

Q:书中插图用了很多现当代艺术作品,您在挑选的时候遵循什么标准?

《闹城》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:图像和文字双重叙事、互相补充。背后的批判意识,更多的是通过图像反映出来的,文字反而写得含蓄了一些。这样两者会相互作用。我很少用文字简单地评价和定性。一个人在生活中不管是好是坏,我都尽量用文字把事实诙谐地刻画出来。但是在辅助性的图像里,恰恰会有一些批判性的隐喻。

Q:您能不能就其中的几幅稍加说明?

插图作品的很多艺术家都是我的好朋友;还有一些我不熟,但记住了他们的作品。比如,王兴伟的《又不是一百分》,表现父亲训斥儿子的场景。初见后十几年,我的印象都很深刻,因为我经历的就是那种状态。

宋永红的很多画,表现了青春期的躁动、好奇心和窥视心理。我也有。我跟宋永红基本上是同龄人,生活在同一个城市,经历也很像。她的作品所反应出的人物心理,也是我经历过的东西。

她的哥哥宋永平也是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很重要的人物。他的画面充满了荒诞性,有一种世俗的躁动。这种躁动背后是特定时期的社会背景,人们在那种文化氛围的鼓噪下,呈现出一种麻木的状态。我觉得他刻画的肖像就是生活在那个城市里的人。

祁志龙的红卫兵系列也很有名,反映的是那一代人的青春。伴随着政治动荡,青年们都穿着军装,但这依然难以掩盖他们身上的人性,比如女孩子面孔的美。这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人,不能被规定掩盖的东西。这也是一种生命感。

我选这些插图的时候,思想上准备了很长时间。后来和艺术家们联系,他们都非常开心地给我提供了他们的作品。这让我非常感动,因为我在讲我们这一代人的事,60后这批人的事。

▲《又不是一百分》

油画,作者:王兴伟(《闹城》插图)

▲《春天的阳光》

油画,作者:宋永红(《闹城》插图)

▲《幸福时刻》

油画,作者:宋永平(《闹城》插图)

▲《中国女孩》

油画,作者:祁志龙(《闹城》插图)

复杂的工业文明和工业遗产

Q:《闹城》比较多地讨论了工业文明。您感觉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有什么不同?

工业、人性、社会,是这本书的三个暗线。工业是一个人造的事物,是人创造出的一种怪兽。人可以驾驭它,生产出极大的物质财富,但是这种创造带有一定的冒险性,因为人不是神。

自然创造出的东西是完美的。它经过了系统的竞争淘汰的过滤。尽管有些形态超出了我们的认知,但是仔细审视后会发现它的组织如此缜密。比如人的组织、肌肉、神经,它们精确无比,甚至就像钟表一样。我觉得我们在对待创造的时候,应该有一种谦逊的态度。

基于这样的个人经历和认知,我对工业文明有一定程度的怀疑。工业对人的作用到底是什么?是把人变愚蠢、变残暴了,还是把人变得更彬彬有礼、更优雅克制了?我觉得两者都有。

那个时候总觉得农村要更善良一些。但后来我觉得,农村也有血腥和野蛮的一面。比如,书中描写的杀猪的场景,就很刺激,很多城里人觉得十分可怕,甚至不能忍受。所以,我觉得人性中的野性一直存在,只是说在工业环境下和在乡村环境中的表现方式不太一样。

城乡结合部是农耕和工业两种文明对抗的前沿。书中提到我跟随母亲去五台山。崎岖的山路走了一天,才到达台怀镇。我发现那里的西瓜在地里没人偷。要是在城市边上,早就完蛋了。我们厂区边上的农田,被厂矿的孩子弄得苦不堪言。庄稼地都要用铁丝网拦起来,还得通上电。但就算这样,收获的时候果实也所剩无几了。

▲《杀猪》

素描,作者:王宁 (《闹城》备选插图)

Q:书中记录了很多您的顽皮事迹,好像当时的很多青少年都是如此,这是什么原因?

那时正是文革的后期,教学秩序基本上还没恢复。所以,孩子在一年级的时候还能听话,二年级就想和老师对抗,基本上可以把老师哄得不能讲课。再大一点就开始团伙行动了,于是就出现了各种状况。

其实,老师也很无力。那时候没有施行计划生育,甚至鼓励多生,社区里孩子很多,老师却很匮乏。缺少老师,学校就从社会青年里召募。他们的教学方法不一定得当,这样对抗就会升级。直到1983年严打之后,情况才好了一些。

但环境的复杂和对抗性,对人来讲也未必全是坏处。其实,它是生命力不加约束的表现,随之而来的,也会释放出极大的创造性。

Q:您是最顽皮的那个么?

我是比较顽皮的,但不是最顽皮的。同样的社会条件下,有的社区的孩子会乖一些,有的社区的孩子破坏力会更强一些。纵使在不好的社区里,也有管束比较严的家庭。这可能和父母的言传身教有关。

▲《集体罚站》

素描,作者:王宁(《闹城》插图)

▲《偷砖盖球台》

素描,作者:岳祥(《闹城》备选插图)

Q:后来,您做过很多工业遗产的项目,您感觉保护工业遗产是在保护什么?

首要问题是对工业本身的理解。工业到底给人类带来什么?最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?工业文明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,我不想做生硬的评价。但文明迭代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,它并不华丽。

Q:您认为工业文明带来什么?

首先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。布料也多了,过去我们一年只有两件衣服来回换洗。现在衣服的数量明显多了。机械化的耕种、转基因的产品,让食不果腹的时代也过去了。这的确是需要感恩的,没有工业化,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口。工业还带来了更文明的生活方式。比如,当时在农村用的都是旱厕,但是楼房里已经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了。

但是,工业化仅仅是这样吗?它对人最终的影响是什么?这就非常深刻复杂了。工业对构建社会有很大帮助。因为它倡导人要互相协作。大家打开门走到一起,一声汽笛响,一起上班,在不同的岗位上互相协作。这曾经是几代人的理想,但这个场景其实挺“乌托邦”的:纺织工都在厂房中干活,流水线上的工人都是如此敬业,机器都是那么忠实。

工业化也有问题。工业离不开人,人在控制机器。但你会发现,在控制机器的过程中,人变得简单了。人存在各种各样的被机器伤害和吞噬的可能。因为工业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专业化。就像卓别林的《摩登时代》一样,工人在流水线上一直拧螺丝,去厕所抽根烟也被监控,最后这个人就疯掉了。

还有一种伤害就是机器工伤。比如隔壁的化工厂发生爆炸,爆炸把人崩到墙上,在墙上贴出一个人形。还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工,加夜班,头发被卷到了机器里。幸好她的师傅果断拉掉了电闸,救了她一命。所以机器真是个怪兽,人和它相处的过程中,时常面临着危险。

美学上可能也一样。因为机器生产的大量产品都是千篇一律的,过去手工生产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当时我们把追求一致性变成了一种美学,一种崇拜。这种崇拜继续发展也挺可怕的。机器生产的面料已经没有了手工产品那种变化丰富的肌理和图案,每个印花车间生产出来布料可能都是一样的。所以,一过节大家穿得都一样,同一种颜色、同一种质地。这是早期工业化时期非常明显的特征。

工业文明本身也有令人质疑之处。因为它同时可能带来巨大的污染,带给土地巨大的负担。比如,那时候太原的汾河基本上是干涸的,河床很宽,沿岸都是排污的管道,带着刺鼻气味的污水汹涌澎湃,泛着泡沫,还带着各种颜色,有粉红色的,有灰色的。工厂像个怪兽一样,它发出的各种轰鸣几乎都找不到源头。城市里笼罩着一种声音。那声音可能是从车间里发出来的,像是来风的时候,空气的摩擦。在汾河滩上尤其明显。当时,父亲用自行车带着哥哥和两三岁的我去汾河抓青蛙。那种声音让我觉得恐怖又难忘。总之,那是一个转变和割裂的时期,我经历了,也刻骨铭心。

▲《无题》

素描,作者:艾旭东(《闹城》插图)

▲《老车间之加班》

油画,作者:白晓刚(《闹城》插图)

Q:如果工业曾带给我们伤害,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工业遗产呢?

要有纪念性。无论如何,它是人类二百多年来的伟大壮举。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。人变得更加自信了,他可以修水库,可以让河流改道。这的确是人类能力的提升。

至于它的纪念性究竟在哪里?这也值得思考。仅仅是记录它的流水线工艺么?还是说记录工业在城市演变过程中曾经扮演的角色?记录人们是如何在这种场所工作的?这种场所到底弥漫着什么样的气息?可能后工业时代的人对此已经缺少认知了。但是当他回到这个场地,他会重新感受到:那巨大的烟囱、那焦炉的壮阔体量,晾水池那种宽大的延伸感。焦炭滚滚而下,伴随着壮丽升腾的蒸汽,就像火山爆发一样。这也生成了一种心理景观。

当大家看到这些场景,看到这些工业文明遗址的时候,最终会不自觉地想象那时候人的风貌。书中有个《老脸》系列,记录了当时的各类人,比如售货员、八级工匠、劳模等等。像我父亲那代人,带着一种使命感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牺牲,而我也见证了早期工业化时期的那种宏大景观,生活在那样一个城市中,听到了城市中的种种声音。而这些感受的获得都是下意识的,它会通过皮肤、耳膜、视网膜、鼻腔,刺激人的神经。

其实,我很感恩小时候的这段经历,它让我对工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知,让我明白工业很复杂。所以,我比较早就涉足了工业遗产保护领域。比如,798、开滦一号井、南通唐闸项目等等。我觉得人类尝试回头总结工业社会的时候,这个消化的过程将会非常的漫长、非常的生涩。我们也要警惕,千万不要一激动就把它赞美成了神,或者一沮丧就把它诋毁成了恶棍。

▲ 游商、司机、售货员、卖烧土的人

劳模、技术员、八级工匠、采购员

(《闹城》老脸系列插图 )

Q:国内的工业遗产保护的方式和国外的有什么区别吗?

理念上不太一样。国内偏实用主义,总想把一个项目填的满满的,而忽略了精神上的意义、文化上的叙事功能。有时候在工业遗产里观众已经感觉不到工业了,它反倒更像集市,到处都是笑脸,每个店面都在微笑。工业有一种悲壮感。它有它的复杂性、矛盾性,我们不应该过分地涂抹它。

审美背后没有哲学判断、没有哲学思考,最后做出来的东西难免会粉饰过多。在国外比如德国埃森,他们的工业遗产就有一种废墟的感觉。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中国少有悲剧情节。在中国人的美学体系里,废墟就是失败的。因为不能正确认识废墟和繁茂的关系,所以保护工业遗产的时候总想多动手修饰美化一下。

另外,工业遗产的里面放什么内容,这也很重要。瑞士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,他们更多样化。排印厂、摄影工作室、杂货店,甚至生产舞台道具的工厂,都可以放在里面。中国好像只能遵循一种范式一样,只把无穷无尽的画廊、博物馆、咖啡厅放在里面,最后把空间糟蹋得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模样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。

▲ 2019年5月,苏丹重回《闹城》中讲述过多次的矿机厂礼堂,拍摄:沉睡

贫弱的设计和经典化的生活

Q:书中您很少提到设计,当时设计的情况如何?

我的观点与一些老前辈不太一样。我认为实用美术和现代设计还是有区别的。实用美术体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性。因为当时中国刚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文明,可能难以摆脱图案和手工艺的影响。所以,我们看到当时生产和设计其实是两张皮。工业产品的装饰图样,仅仅是简单地附着在产品上,并没有跟器形、功能完美地结合起来。

Q:现代设计如此贫弱的原因是什么呢?是否是因为产业基础很薄弱?

工业化的进程和设计行业的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、亦步亦趋的。当时,基本方向是优先发展重工业,比如国防、大型制造业、能源、机床、冶炼、锻造等。重工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还是有距离的,它主要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需要。当时,轻工业比较差。与先进的制造业结合的新造型方式也缺失。人们生活贫瘠、简单又辛苦。那时中国8亿人口,都用相同的几样东西。收音机全国可能也就十来种样式,自行车品牌也不多。这几样就把国民的生活全部解决了。

另一方面,当时要铲除资产阶级意识。比如,当时歌曲、舞蹈等文艺形式都是比较单一的;电影、连环画传递的信息,也十分传统,都在追求一种经典的样板式样。实用美学领域更加贫乏,因为资产阶级趣味的形式都要被革除,倡导大家都用一种共同的、经典化的方式去生活,从发型着装到日常用品都是如此。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,我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双很奇怪的鞋,像船一样、麻布面的。当时我们兄弟俩都不想穿。因为那时候男孩子都穿片儿鞋。这双鞋穿出去,就是一个奇葩,会被别人歧视、嘲笑。后来,这双鞋被楼里的几个小痞子瞅上了,天天盯着找我们要,他们敢穿。后来,我就一直琢磨:那时候的叛逆青年确实有反叛精神。事实上,最早的生活风貌是从他们开始的:留大鬓角、烫头,男孩子穿花衣裳、喇叭裤。最早的流行音乐也是从他们开始的:拎着录音机招摇过市,唱靡靡之音,读手抄本。可能主要是社会管不过来,普通人也惹不起他们吧。

Q:您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发展自己的现代设计?

这个问题太复杂了,概括来说,就是要更全面一些,更包容一些。不要简单地概括历史。历史的复杂性经常被我们忽略,因为我们习惯按照某些理论,把社会的细节简单化。其实,社会中永远都有人性的东西。如果关注人性,尊重个人的选择,社会和设计都会多元丰富一些。

Q:在发展现代设计的过程中,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起什么作用?

传统文化如何转化是非常重要的,是思维形式,还是审美趣味,还是生硬的样式嫁接?生硬嫁接肯定是最不可取的。思维形式则需要理论界认真梳理。到底我们的美学有哪些特点,背后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些特点,它们对形式的影响是什么。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琢磨。

我们古代的艺术形式十分多元丰富。简约的东西我们有,比如筷子、明式家具。雍容华贵的东西我们也有,比如清华艺术博物馆织绣厅里展示的服饰。但这些都离不开相应的社会阶层、人群和语境。到工业时代也一样。首先要培育人,让人们知道热爱生活,关心自己周围的人和社会,关照更自然、健康和完整的生活方式。先构建起完整的社会认知和伦理体系,再说具体的形式;不要生硬地要求民族形式。这应当是一个慢慢的自然发生的过程

Q:我们现代设计教育该做些什么?

对设计教育来说,更重要的可能是对大众普及,告诉大家什么是设计,告诉大家设计对生活有多么重要。其实,现在恰逢一个好时机。因为大家变得更热爱生活了。这样会更关注自己的生活空间,关注生活的道具,关注自己的着装。建国之初,我们没有这种物质基础,也缺乏创造力。后来,很多人忙于拼命赚钱,无暇他顾。现在,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要热爱生活才能找到自己。我觉得这种理念会让人们更关注身边的设计,这样我们的设计自然会随之越做越好。

Q:中国的不同地区正分别经历着脱贫、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。现代设计应该如何面对当代中国的复杂语境?

我觉得中国就像是一个世界,所以它必然很多样化。因为地理等原因,有些地方,比如贵州的苗寨、四川雅安的彝族、羌族,还保留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这无可厚非。但是我觉得资讯、交通要打通,不能与世隔绝。这样不同地域文化之间才会互相影响、相互促进。中国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一笔财富,不要把它想象成一种累赘。发展的路线千条万条,所以也不要试图让所有城市都走超大城市的发展之路。现在的城市越来越简单了,这样下去,恐怕中国最终只剩下几个繁荣的一线城市。二线城市则处于苦苦挣扎的境地,三线城市渐渐没有了存在感。如果真变成了这样,那其实挺可悲的,我们需要警惕。


后记:

《闹城》的历史价值,广为学者赞赏,其当代性亦不容忽视,因为历史必然牵连着当代。随着“再工业化”的呼声日益高涨,我们终于再次意识到世界历史的车轮并非总是步调一致的滚滚向前。那些太原经历过的,可能有些地区正在经历,可能有些地区即将经历。重新审视这段记忆,不仅让我们理解历史的复杂和曲折,也让我们明确当下的责任和期待。如工业遗产一般,《闹城》也是一种“悲壮的纪念”。

特约记者/高宗帅

图片提供:苏丹 清华美院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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